文：楚然 1994年的電影《賭神2》有段情節令我印象深刻。
就香港疫情而言，梁萬年說，香港疫情來勢兇猛，短時間內大量人群感染，產生大量重症患者，嚴重擠兌醫療資源，危及城市運行，香港面臨無法正常運轉的危險。如果不採取防控措施，病毒的基本繁殖率在6至8
梁萬年是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上週來港協助香港抗疫。香港將實施全民強制檢測，梁萬年表示，全民強檢是一個系統性工程，需要把握時機。減少患者死亡率，可減少民眾的恐懼。他指出，第五波疫情至今已導致2365人死亡，死亡率是0.46%。香港當前重點工作是減少重症死亡案例，尤其是老年人等重點人群，建議港府建立一套指標體系，評估哪些人容易轉成重症，並把重症患者、多學科醫務人員、相關醫療資源集中起來，考慮以綜合性及較高水平的醫院，專門作為定點醫院收治重症患者。
如果將病毒基本繁殖率壓到1以下，疫情將大大緩解。Photo Credit: Reuters/ 達志影像梁萬年：香港應堅持「動態清零」（中央社）北京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組長梁萬年表示，香港抗疫工作的總方針應該堅持動態清零，並分階段落實這目標，而當前應優先實現「減少感染、減少重症、減少死亡」的目標。共產黨關於國家的信條，迥異於西方國家 當然，對於人性之善這一類的道德語言，中國人其實並不是用法制或官僚體系來瞭解它。
對他們來説，語言、文字、政府、乃至於宗教的不同都不是最重要的元素。其實這個所謂的帝國實在不能稱之爲國家，特別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十分興盛的時代。在草原的東端，我們看到了歷代中國北方的「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ies，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提倡的説法），而草原的西方，從烏拉爾山以西到烏克蘭，我們看到的則是東正教所勉强維繫在一起的斯拉夫民族。過去有很多學者認爲匈牙利人的祖先與中古的匈人（the Huns）應該有關，而最近的學者從東方的文獻來探討，結果主張因爲Huns 的發音的確與匈奴相似。
這是很多中國人的中國夢：「中國人是匈牙利人的爸爸」。但是草原性格在在左右了或説綁架了匈牙利，羅馬尼亞，白俄羅斯，烏克蘭，等這些國家。
它的存在就是代表了東歐（這裡姑且把奧地利和捷克都算是東歐國家）這地方對於「民族國家」的特殊想法。這就像我在1992年第一次到荷蘭，就自然地買了剛剛出版的夏瑪（Simon Schama）一本《富人的慚愧》（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一樣。高度自治是依循法規和對法規的解釋來運作的。匈牙利雖然與奧地利當時都是屬於天主教的國家，與主要是信東正教（其實也應該算是基督教，不過它與前天主教有巨大的不同）斯拉夫民族與西歐的人中在文化上因此有明顯的區別。
名史學家William MacNeil 曾經寫了一本論歐亞草原的書那夜滂沱下雨，還引發很少有的土石流（香港好像稱為泥石流），接收的陸海空三軍在半夜開進香港，幸好沒有停電，但是畢竟是暗夜，大卡車載的是「威武文明之師」，實在令人覺得真是「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共產黨關於國家的信條，迥異於西方國家 當然，對於人性之善這一類的道德語言，中國人其實並不是用法制或官僚體系來瞭解它。顯然的，共產制度是有另一套統治的哲學和運作方式的。
這是很多中國人的中國夢：「中國人是匈牙利人的爸爸」。它的存在就是代表了東歐（這裡姑且把奧地利和捷克都算是東歐國家）這地方對於「民族國家」的特殊想法。
但是草原性格在在左右了或説綁架了匈牙利，羅馬尼亞，白俄羅斯，烏克蘭，等這些國家。所幸災害都很有限，記者們則充分捉住機會强調警察力量（在半夜全體同時換掉徽章）仍然守住紀律，文武官系統運作正常，表示香港人是有能力實施中國所保證的「高度自治」。
草原（特別是西端的國家：北自芬蘭，南至土耳其）民族的統治機器，其組成往往是建立在部落的聯盟（confederations）上面，當聯盟茁壯的時候，他們會使用擴張的方式來維持聯盟的資源。匈牙利的歷史有一個中國人感到興趣的問題，就是他們的人種的來源。草原民族不能用「定性」的概念來理解 如我所説，匈牙利的歷史是不斷戰爭、掠奪、占據、和屠殺的禁言所構成。這樣的統治基礎因此不是什麽「領土、人民、政府與主權」，不是什麽契約和誠信，而是統治的機制本身得到了穩定，並能夠持久，也就是説：對權力的尊重及相對的妥善運作得到認同和保障。匈牙利雖然與奧地利當時都是屬於天主教的國家，與主要是信東正教（其實也應該算是基督教，不過它與前天主教有巨大的不同）斯拉夫民族與西歐的人中在文化上因此有明顯的區別。我第一次到東歐（波蘭、捷克及匈牙利）是在1997年。
我那年去布達佩斯，就有中國的朋友竟然託我買一本布達佩斯的電話簿，因爲他想看看匈牙利人的姓名是不是會吐露出什麽中國血統的訊息。我在參觀完香港的移交典禮之後，就飛去布達佩斯參加國際亞州及北非研究會議。
所以在英國統治了一百多年以後的香港人，他們對於所謂人生而能行善這樣的說法基本上是陌生的。名史學家William MacNeil 曾經寫了一本論歐亞草原的書。
其實這個所謂的帝國實在不能稱之爲國家，特別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十分興盛的時代。過去有很多學者認爲匈牙利人的祖先與中古的匈人（the Huns）應該有關，而最近的學者從東方的文獻來探討，結果主張因爲Huns 的發音的確與匈奴相似。
但是對中國來説，所謂的自由就是完全認同及服膺統治者（中國憲法明文規定，統治的基礎是共產黨的信仰）的意志。通觀這本書，我們就可以看到我所説的草原游牧民族的特性。有趣的是，我在匈牙利時注意到不少人名字叫做阿提拉（Attila，434至453年為匈人領袖），因此說他們與匈族完全沒有關係，説起來也很説不過去。既然到了匈牙利，我自然買了一本匈牙利歷史的書，希望瞭解她的歷史。
但是匈牙利的歷史卻是充滿了關於領土的不斷消長，不停的同一個斯拉夫民族之間的交戰。匈牙利的民族來源到今天是還沒法完全釐清，但是他們卻也有過光榮的歷史，更還曾經與奧地利結合成十九世紀著名的奧匈帝國。
草原是四戰之地，住居其上的人們過的是不斷遷徙，逐水草而居，並常常需要搶奪牧草爭取水源的生活。哪知感受竟然完全不同。
這樣的生活特性當然與定居農耕的農業生活方式非常不同。高度自治是依循法規和對法規的解釋來運作的。
對他們來説，語言、文字、政府、乃至於宗教的不同都不是最重要的元素。在草原的東端，我們看到了歷代中國北方的「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ies，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提倡的説法），而草原的西方，從烏拉爾山以西到烏克蘭，我們看到的則是東正教所勉强維繫在一起的斯拉夫民族。文：李弘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1997年我在香港觀察交還香港的典禮。其他的東歐國家，特別是臨近草原（Steppe）地區的國家也有非常相似的歷史經驗。
我到了電訊局去問可不可以買一本電話本，電訊局的人看我一個外國人，只懂得講英文，卻要買他們的電話簿，滿臉狐疑，我當然就買不成了。這就像我在1992年第一次到荷蘭，就自然地買了剛剛出版的夏瑪（Simon Schama）一本《富人的慚愧》（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一樣。
打從上古的斯基泰（Schytians）以降三千年的草原歷史（波斯、匈奴、乃至於掠奪西歐的蠻族，以及之後的匈族等等）無不如此。那裡盡是遼闊的草原和奔馳其上的騎馬民族（我這裡借用江上波夫的名詞）。
來去自如，騎馬射箭才是他們DNA，也就是他們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富人的慚愧》寫的是17世紀荷蘭的富有情形，說當時的荷蘭人有錢到他們自己都覺得慚愧，這是當代知名歷史學者對荷蘭歷史的印象和描繪
